关心民瘼

　　曾巩（1019－1083），字子固，江西南丰人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曾巩广泛涉猎经史子集，但其思想与处世皆专注于儒学一家。曾巩对儒家思想的坚守，以及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的为政原则、生活作风和著述风格，在历代儒者中都是非常鲜明与突出的。

　　公元1057年，39岁的曾巩进士及第，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。有学者将他的为官经历概括为四个阶段：初登仕途，任太平州司法参军；馆阁十年；转徙七州；晚年重返朝廷，再登馆阁，擢升中书舍人，其中馆阁十年与转徙七州是他非常重要的经历。

　　馆阁十年，曾巩全身心投入到编校古籍的工作中。曾巩每编校一书，都亲自撰序。他写的序“以史明道”，成为他散文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文学性毋庸置疑，其文献意义亦为世所公认，清代姚鼐评曰：“目录之序，子固独优。”

　　1069年至1080年间，曾巩“转徙七州”，分别通判越州，知齐州、襄州、洪州、福州、明州、亳州。曾巩不论在哪里为官，都能克己奉公，清正廉明。通判越州时，曾巩发现在实行“以钱助役”的过程中，有官员中饱私囊。他立即下令禁止摊派，减轻人民负担。知齐州时，他剪除恶霸，瓦解盗寇，兴修水利，发展生产。卸任时，百姓围住衙门挽留曾巩，他不得已只得带着家人趁夜出城，赴任襄州。此后，在襄、洪、福、明、亳诸地，曾巩治州一如既往关心民瘼，留下了造福百姓、善于治理的美名。

　　正己守廉

　　曾巩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廉政思想。概括说来就是通过“求于内”“正己”的办法来加强为官者的道德修养，在此基础上，为官者才能摆脱外物之拘累，以民为本，节用裕民。

　　曾巩在《南轩记》中对自己出仕前在故居南轩读书自进以“求于内”的情形有具体描述：“养吾心以忠，约守而恕者行之，其过也改，趋之以勇，而至之以不止，此吾之所以求于内者。”曾巩的“求于内”即以忠养心、严格律己、忠恕待人、勇于改过，用高尚的道德来涵养自己的品格。

　　曾巩认为只有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，然后才能管理百姓、治理国家。他在《答袁陟书》中说：“至于仕进之说，则以巩所考于书，常谓古之仕者，皆道德明备，己有余力，而可以治人，非苟以治人而不足于己。”这与《大学》主张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逻辑顺序是一致的。

　　抵挡不住外物的诱惑，是为官者贪污受贿、腐化堕落的重要原因。据史书记载，因为福州没有职田，知州每年靠卖州府园子里的蔬菜能获得三四十万钱的收入，曾巩知福州时认为此举不妥，说：“太守与民争利，可乎？”曾巩于是果断废除了这一做法，这正是不为外物所诱的表现。

　　曾巩是民本思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。他认为官员考察自己为政之得失，应以百姓之“养生”“事死”为标准。曾巩通判越州时，曾组织当地官民疏浚鉴湖，退田还湖，恢复鉴湖的灌溉、蓄水等功能，变湖患为民利。其实，不独在越州，曾巩在转徙七州的过程中，一直践行着以民为本的思想。

　　在曾巩生活的时代，宋朝冗军冗官的情况已很突出，加之岁币支出、皇室用度，“上下始困于财矣”。为了摆脱财政困境，北宋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，忧国忧民之士也提出了许多对策。曾巩主张“节用裕民”，一方面要建立制度，节省政府开支，另一方面要轻徭薄赋，让百姓富裕起来。例如冗兵一事，曾巩主张精兵简政，这样就能省下许多粮食，百姓缴纳的赋税就会减少，而国家的开支也会降低。

　　渊源有自

　　曾巩廉政思想的形成，大约有三方面的因素，即秉承家风、师承有来、学而能守。

　　一是秉承家风。我们先从曾巩祖上的两件事说起，这两件事都载于《南丰县志》。其一，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在外地做官告假回家，为他的母亲周夫人（曾巩的曾祖母）祝寿。曾致尧衣着朴素，仆人和所乘之马都很瘦弱，有人以此讥讽他。周夫人却说：“我的儿子为官而贫穷，这是我的荣耀啊。如果靠着搜刮民脂民膏而穿着鲜亮的衣服，骑着健壮的马回家，这难道是我平时所教导的吗？”其二，曾致尧获宋太宗接见时，太宗谈到国库里的钱财充足很是高兴，而那时很多地方正遭旱灾，曾致尧当即回答：“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。”曾致尧性格刚正，体察百姓疾苦，乐于为民奉献，因此南丰曾氏有“秋雨名家”之称。

　　曾巩成年后曾多次在文中称赞祖父的美德，如在《先大夫集后序》中，曾巩说自己的祖父深知政治得失、天下兴亡的道理，祖父凡是谈到天下之根本问题，必定以“忧怜百姓”为出发点。曾巩在这样淳厚清正的家风中成长，耳濡目染，自然也养成了以廉立身的为官之道。

　　二是师承有来。曾巩以师事欧阳修为荣，欧阳修以得曾巩为学生而骄傲。欧阳修为北宋大儒，他在《廉耻论》中提出“廉耻，士君子之大节”，在《朋党论》中呼吁君子坚守道义、践行忠信，同心同德为国家效命。《宋史》评价他“以风节自持”，这样一位大儒，曾巩师事之，不仅文章大有长进，思想修养同样固根培本，大得裨益。

　　1041年，曾巩进京考试，谒见欧阳修。他在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》中提到自己通过与老师的交流，进一步窥见“圣人之至德要道”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在此后三十多年的师生交往中，两人互相砥砺，曾巩所学日益深固，仁义爱民的儒家思想也深深扎根于曾巩心中。

　　三是学而能守。曾子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曾子的这一番言论，暗合了曾巩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。从他十六七岁“窥六经之言”开始，终生不离儒家学说。当然，曾巩学而能守，还和他的老师欧阳修的鼓励有莫大的关系。曾巩第一次谒见欧阳修后，欧阳修曾说：“过吾门者百千人，独于得生为喜。”及其落第回乡，欧阳修又鼓励他“思广其学而坚其守”。在欧、曾的通信和诗歌唱和中，类似言辞还有很多。正因为如此，曾巩从十八岁第一次进京考试，直到三十九岁及第，困顿二十余年仍能励其志、坚其守、广其学；入仕之后，不管是馆阁十年，还是转徙七州，他都坚守儒家思想，以之为立身处事、为官经世的准则。

　　曾巩的廉政思想虽产生于近一千年前，但对今人正己修德、廉洁爱民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（王永明）